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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荐;龙应台踌躇再三,最后终于回台从政。但外界也有人担心:从文化人变成政治人,她的转身,会不会变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利益服务,而失去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那样的话,转身等于是弯身,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被政治这个肮脏的酱缸所渍污? 减法美学 二十多年前,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说,“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生气,没有用吗?》),那个“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生了梅毒的母亲》),她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喟叹和呼吁:“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小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后,她不能像过去只作批评,而是有责任让这个城市变美,变得更有文化。她怎么做? 一般官员喜欢用“加法”,龙应台用“减法”。她不热衷盖新房、拆老房,更重视“隐性”的文化建设。她不迷信砸大钱,更信细水长流。她逐渐收敛脾气,不断开拓创新的视野。 三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用她的努力与胆识,将台北带进新的文化境界。局长龙应台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包括提倡“台北学”,重视台北最宝贵的城市特质,也就是“人文的厚度”、提倡文化平等权,推动艺术人文向下扎根,她看重历史记忆,重新再造了许多被弃置或未被善用的文化资产。 局长龙应台敢为天下先,推动“亚太文化之都”,为台北在亚太文化地图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为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 她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私底下,龙应台是个怎样的人?有位曾经近身观察龙应台,并在1990年代造访龙应台德国家中的朋友告诉我,龙应台像个新闻记者一样,对德国环境保护事务充满关心与好奇心,喜欢发问。当时,龙的两个孩子安安和飞飞还小,但说起中文字正腔圆,因为龙应台坚持和孩子说中文。朋友这样描述他所知道的龙应台:写文章很快,一气呵成,听她讲话,则是另一种气候,话不急,也不算多,会仔细听别人说话。 在这位朋友看来,龙第一次当官的经验应该是不愉快的,“但她似乎就有她平衡的方法。而且她和文化界的朋友关系, 比历任文化事务主管官员都更为真切深刻。” 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当官,她的人味还是比官味重得多,人的血性压倒官的僚气。“另一点很难得的是,”朋友告诉我,嫁给德国人并旅居欧美地区多年的龙应台,“至今只拿一本台湾的护照,没有变成美国人,也没有变成德国人。” “部长”的考验 龙应台毕竟是文人,文化政策理念清晰,具有足够的高度与宏大的格局。 2004年3月,局长龙应台在恢复作家龙应台身份之后,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长文《文化政策,是什么?》,系统论述了她所认识的文化政策,“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 2008年5月初,正值马英九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际,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发表另一篇长文《文化,是什么?》。文中提及她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如何在半夜三点市议会审查预算之际,被要求回答议员突如其来的“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龙应台答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龙应台在文中指出,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而自由需要文化政策的制度保障才能长久,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得以建立,是看不见的工程,是“立国”的依据,更是支撑民主前行的力量;这个道理,龙应台说:“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这些关于文化政策的理念思维,相当程度能够解释十年前的局长龙应台做的事,或许也可以用来预测或检验刚刚上任“部长”的龙应台今后做的事。 “文建会”2011年“建国百年国庆”大型歌舞剧《梦想家》两晚花费2.15亿多元,引发艺文界强烈反弹。节目主持人陈文茜在《新闻面对面》节目中指称“梦想家预算是马英九和吴敦义决定,盛治仁(文建会前主委)是代罪羔羊”。也正因此事,龙应台从确定接下“文建会”主委一职后,就备受文化界人士期待。 从局长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中间相隔了将近十年。二度为官的龙应台,与前一次当官会有什么不同,令人拭目以待。她要面对的是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在蜜月期过后媒体也会开始使用放大镜检视她的言行举止和施政表现。 其次,她的层级变高,衙门变大,从编制150人(最初只有80人)的台北市文化局,这次换到编制达282人的文化部。可支配资源变多的同时,责任也变得更大了,因为她这次要照顾的不只是文化资源原本就很丰富的“首善之都”台北,而且有许多文化资源相对贫瘠的台湾中南部穷乡僻壤、农渔小村。 不过,龙应台对这些地方并不陌生,她本来就是生在台湾中南部乡下也长在乡下的孩子:她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住过高雄县茄定乡和苗栗县苑里乡,在台南市念完高中和大学。在这次就任时的谈话里,她表达了对城乡文化资源分配贫富悬殊问题的高度重视。 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规训、指导人民如何变得更有“文化”,而在于让人都拥有创作和欣赏的自由。二十七年前出版《野火集》时,收录了龙应台写的一篇当时报纸自我审查后不敢刊登的文章,映衬并描述了她所期待与反对的文化氛围与土壤: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而台湾的艺术家则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群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奥韦尔的台湾?》) “文化不是一块石头投入水杯,而是一块方糖溶于整杯水,”龙应台引用法国首任文化部长马乐侯(André Malraux)的话说,“法国不是一个文化部,而是四十四个文化部。”当文化部推动的文化政策渗入整个政府,成为所有其他部会共同投入资源协力推动的工作,就是方糖渗入整杯水的调和作用。 她说得很对。 但龙应台应该也知道,1959年就任文化部长的马乐侯,直到卸任之后仍无法让文化政策免于长期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长期陷入统/独、南/北、本土/文化、菁英品位/庶民品位、公共服务/商业营利之争的台湾,以及越来越明显可见的财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另有所图,文化霸权力量为文化资源的掠夺与垄断,如何确保“梦想家事件”不重演,摆脱竞放华而不实、高空烟火式的文化政绩工程,都是龙应台即将要面对的天人交战。 相信她对这些早有自觉,2005年在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周年写的序文里,龙应台已经写道:“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 她也清楚知道,恶性商业竞争的新闻媒体也正在啃噬文化:“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变为虚假和童呆式的愚蠢统治?” 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关键在于,民间也正这样高度期待着,“部长”龙应台能兼容并蓄,这次不只应放下身段,也应为所当为,同时扮演好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打工,让政治为文化服务。 局长龙应台的功过是非 主要政绩 为台北市开窗和加强国际交流。打造“亚太文化之都”,短短两年,大概有四百多个城市的市长跟文化局长到过台北,还有源源不断的艺术家进驻。 善用“减法”,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口号,把平常认为是高级精致艺术的东西,带到广场、公园、庙前,让艺术进入底层的住民生活圈里。 为台北市掀起一场“全民绿色革命”,促使市议会审议通过“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凡是树胸直径零点八公尺以上、树高十五公尺以上都是市政府保护的树木。 运用个人关系的“明星效应”为台北市的文化建设,争取了超过三亿元新台币的企业捐助。马英九赞许:“她不只会烧一把野火,还能鼓起一阵旋风。” 争议事件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 台北文化局成立后,台北市政府从台湾和平基金会手中收回对二二八纪念馆的经营权。前馆长叶博文认为,政府因为想要找一个比较好控制的单位来经营纪念馆,才会收回经营权。续约风波炒得很热闹,龙应台与叶博文之间,也一来一往针锋相对,外界指斥龙“强力干预”续约。 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解职风波 陈水扁的贴身女艺术顾问林曼丽,1996年11月起担任台北美术馆馆长。龙应台上任台北文化局长后,两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2000年7月,在没有主管机关举办交接仪式的情况下,林曼丽黯然辞职。这场被称为“两个女人的战争”,被解读为背后是“政党轮替”后两个男人(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战争。 客家民谣歌手抗议文化局 陈永淘是台湾知名客家民谣诗人,因为对台北彻底失望回到自己的家乡新竹北浦走唱,在台北市文化局的邀请下,2000年再度来到台北参加艺术节表演。没想到因为执行的台湾有线电视TVBS台担心冷场,在他不知情下加入“清凉秀” (半裸体演出),陈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如文化强暴,要求台北文化局和TVBS台公开道歉。 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抵制 以全台各县市大串联为号召的首届“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到多数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抵制。外界有声音称该活动已沦为党派角力的议题,高雄市长谢长廷公开质疑台北市强势主导,认为“民进党都执政了,我们为什么要向台北市申请补助?”,龙应台则呼吁不要泛政治化。 公开赞成设立色情文化专区 媒体报道,龙应台造访公娼馆时,对外表示支持设立色情文化专区,并指万华、大同就是最好地点。此言遭民进党市议员王世坚、颜圣冠抗议,要求龙应台向大同、万华地区居民道歉。龙表示,她未说过文化局要在大同、万华两区设立色情专区,而是说在做好所有配套措施下,赞成台北可以有色情专区。至于议员认为她“不当发言”,她表示,不管是公娼或娼妓都是任何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无须以此为耻。(南都周刊) 2月21日,东京时间15时许,福岛20公里禁区警戒线警备森严。现场竖立着“立入禁止”的标志,禁止一切外人进入。2月21日下午,一辆大巴准备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20公里禁区范围,车上的工作人员都身穿防化服,带着口罩。2月21日,东京时间15时许,福岛20公里禁区警戒线警备森严。现场竖立着“立入禁止”的标志,禁止一切外人进入。记者所用的辐射检测仪。信息时报记者亲临核电站警戒线及中间站广野町福岛第一核电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恐怖的标记。自从日本“3·11地震”、核电站发生泄漏后,日本政府以核电站为圆点,20公里半径内设为警戒区,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被当地居民称为“鬼城”。信息时报记者日前来到福岛采访,亲临警戒线并深入区内工作人员中转站,从侧面了解核电站内情况以及工作人员的高强度工作。而随着警戒线的划定,警戒线外的居民生活也发生巨变:距离警戒线最近的小村庄九成房屋被遗弃,盗贼趁火打劫,5300名居民仅有300人重返故土,食品采购要去外市,当地甚至连理发店都没有,家园重建任重道远。直击半径20公里设警戒线辐射自测4倍于东京从福岛县IWAKI市出发,搭乘20分钟的快速轨道交通就可直达广野町。从广野车站开车3公里,便来到了福岛核电站20公里禁区范围(即警戒线),禁区内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核污染重灾区。每天上千名日本东电公司的工作人员进出其中,防止福岛第一核电站再次发生核泄漏事故。记者2月22日抵达警戒线时,车子停了不到两分钟便有警察前来盘问,无特殊通行证必须绕道行走。守护第一道关卡的警察至少有30人左右,每辆经过车辆都需进行严格检查。据介绍,核 澳门娱乐城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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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解职风波 陈水扁的贴身女艺术顾问林曼丽,1996年11月起担任台北美术馆馆长。龙应台上任台北文化局长后,两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2000年7月,在没有主管机关举办交接仪式的情况下,林曼丽黯然辞职。这场被称为“两个女人的战争”,被解读为背后是“政党轮替”后两个男人(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战争。 客家民谣歌手抗议文化局 陈永淘是台湾知名客家民谣诗人,因为对台北彻底失望回到自己的家乡新竹北浦走唱,在台北市文化局的邀请下,2000年再度来到台北参加艺术节表演。没想到因为执行的台湾有线电视TVBS台担心冷场,在他不知情下加入“清凉秀” (半裸体演出),陈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如文化强暴,要求台北文化局和TVBS台公开道歉。 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抵制 以全台各县市大串联为号召的首届“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到多数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抵制。外界有声音称该活动已沦为党派角力的议题,高雄市长谢长廷公开质疑台北市强势主导,认为“民进党都执政了,我们为什么要向台北市申请补助?”,龙应台则呼吁不要泛政治化。 公开赞成设立色情文化专区 媒体报道,龙应台造访公娼馆时,对外表示支持设立色情文化专区,并指万华、大同就是最好地点。此言遭民进党市议员王世坚、颜圣冠抗议,要求龙应台向大同、万华地区居民道歉。龙表示,她未说过文化局要在大同、万华两区设立色情专区,而是说在做好所有配套措施下,赞成台北可以有色情专区。至于议员认为她“不当发言”,她表示,不管是公娼或娼妓都是任何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无须以此为耻。(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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